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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颜真卿对“礼治”思想的传承与弘扬

 


  “礼治”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西周初年,周公作《周礼》开始,以礼治国、以礼治军、以礼育人的思想与实践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流。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、荀子等人对“礼治”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弘扬。与此同时,法家高扬“法治”的旗帜,阐明法治的重要,故秦汉以后的统治者,从其总体上看,皆礼法并用。当然,礼法而这并非时时平分秋色正如曹操所言:“治定之化以礼为首,拨乱之政以刑为先。”但礼于法又很难截然分开,总是在礼的涵盖下,对国家实行治理的。颜氏子孙在北朝末年乃至隋唐时期,坚持与弘扬礼治思想,颜真卿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。


颜真卿对礼治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坚持以礼治国的原则;二是宣传礼治思想。


一、 恪守朝廷有关礼仪,对不符合朝廷礼仪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批驳,对于若干有争议的问题,引用古代礼仪予以说明解释。


   从颜真卿现存的文集中可以来看出,他对“以礼治国”的原则是坚持不懈、一丝不苟的。他在公元779年写成的《请复七圣谥号状》,则集中体现了其处事以礼、敢于反对任意胡为和反对浮华不实的精神。当时,从玄宗后期开始,“奸臣窃柄,析言而乱旧法。轻议而改鸿名,随广累圣之谥,有加至十一字者,皇帝则悉有大圣之号,皇后则皆有顺圣之名”,这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谥法之礼,而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对此,颜真卿依据《礼记》中的谥法,以大无畏的精神予以驳斥与抨击。他认为,谥的目的是“使夫善者劝,而恶者惧也”,故不需要在文字上罗列重复。“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君咸以一字为谥,言文则不称武,言武则不称文”,这样才算“事归至当”。即使到了唐朝,在高祖太宗和高宗时期,谥号也是按照古代的谥法进行,而不是捨弃质朴的原则而崇尚浮华的风气。“高祖谥太武,用汉制;太宗谥曰文,行周道也。”这应该成为后代定谥的原则。根据上述道理,颜真卿提出,从唐肃宗以上的“七圣”应该按照古代的谥法,“少不为贬,多不为褒,虽美众所归,可一言而自尽矣,”从而改变玄宗后期以来,对七帝乱加谥号的情况。
颜真卿的《请复七圣谥号状》虽然涉及到的仅是一个古代礼仪中的具体问题,但却表现出了颜真卿反对虚夸、反对对统治者无原则的吹捧的浮华不实之风,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,这种对当权者、在上位者的无原则吹捧的风气,是古代社会留给近现代的痼疾。凡是经历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人,对这种现象恐怕还是记忆犹新。而远在一千二百余年前的颜真卿就敢于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与批评,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


   《庙享仪》作于德宗建中二年(781年)九月,当代宗丧礼将毕,德宗令群臣议论是否享迁唐室先祖,群臣意见分歧,颜真卿根据传统礼仪及现实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前人认为“《庙享仪》等篇说礼尤为精审”(《四库全书》之《颜鲁公集提要》),说明该篇同样表现了颜氏以礼治国的精神。其中特别值得令人重视的是颜真卿认为:“《礼经》残缺,既无明据,儒者能比方义类,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,叶(協)于正也。”这明确地表现了颜真卿虽事事依礼而行,但并非完全拘泥于古代礼制,而是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,对古礼加以损益变通。


   《与郭仆射书》(争座位帖)写于广德二年(764年),当时担任仆射的郭英乂为党附宦官鱼朝恩而违反朝廷礼仪,对朝臣座次乱加安排,引起朝臣的不满,颜真卿写了此信,阐明朝臣的班次原则,维护朝廷传统礼仪。其大体过程是:广德元年,吐蕃发兵内侵,是年底攻入京师长安,代宗出奔。郭子仪奉命反击,收复长安,是年十二月间代宗返回长安。郭子仪继续率军作战。次年十月,郭子仪父子自泾阳班师,代宗命百官于京城西廓的开远门迎接,并于安福寺举行兴道之会。时尚书右仆射郭英乂为讨好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,竟违反朝廷固有礼仪,把鱼的座位安排在高于六部尚书的仆射一行。颜真卿时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,故对郭的此种行为提出严肃批评。
颜真卿首先引用《左传》、《尚书》等典籍中的论断及史实,说明保持晚节的重要,奉劝郭仆射要接受“满则溢”的教训,接着指出在此次兴道之会上,他“又不悟前失,率意而指麾,不顾班秩之高下,不论文武之左右,苟以取悦军容(指鱼朝思——引者)为心,曾不顾百僚之侧月,亦何异清昼攫金之士哉!”即言这种打乱班次的作法,真是利令智昏。他强调“君子爱人以礼,不闻姑息”,“乡里上齿,宗庙上爵,朝廷上位”,这种重视和维持等次的目的是为了“天下和平”,即社会稳定。而郭仆射的这套作法毁坏了朝廷纲纪,即使对其本人也是十分不利的。
颜真卿对于郭氏的这种有理有力有节的批评,可谓义正词严,它表现了颜真卿处事以礼和敢于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精神。


二、以礼治思想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,借机大力宣传礼治思想。


   礼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及全体庶民,以礼修身,即按照孝、悌、忠、义的原则去加强自己的修养,然后按照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道路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颜真卿对己对人都按照孝、悌、忠、义的原则去要求,从而传承与弘扬了礼治思想,也明确指出了德有三,孝弟称其至;常有五,仁道原其终。(《东莞臧氏糺宗碑铭》)也就是说孝弟是德道中最重要的,由此才能产生其他美德,而仁义礼智信五常,最终都要归于仁,或说都是仁的不同表现。在传世的《颜鲁公集》中,有颜真卿为他人撰写的大量碑铭,每一篇都是他对同代人的一个评价,这个评价的标准就是孝、弟、仁及由此源生的信、义、忠、勇、慈、直、纯等。例如,他称赞少年才俊郭揆“孝第之至”;(《河南府参军赠秘书丞郭君神道碑铭》),称赞元结“义烈刚劲”、“忠和”、“真纯”(《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》);称赞崔沔为“华宗之孝子”,并借他人的极力赞扬崔氏的孝行要超过古代的孝子老莱子,“公之侍亲也,孝达乎神祇;居忧也,哀贯乎天地。”(《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》)称赞田神功“正直率下,含弘厚下,起孝而德感生人,竭忠而精贯日月”(《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》)在称赞少数民族将领阿义屈达于时说:“竭诚奉主之谓忠,率义忘躬之谓勇,忠勇不犯则名登于明堂。子仕教忠之谓慈,战阵有勇则谓孝,孝慈有裕则道存乎方册。”这里对忠勇慈存四者的关系作了新的诠释,据此而称赞阿义屈达于“正直忠鲠,以信行闻”,“秉心专一,立言无二”……。在颜真卿为其伯舅作的墓碣铭时称:“善父母之谓孝,睦昆友之谓弟,孝弟也者其仁之本欤!……谁其兼之,即我伯舅殷君其人矣。”另外对宗室李道用丧母时的孝行大加赞扬,以上这些都证明,孝弟等道德规范是颜真卿臧否人物的最重要标准。


   颜真卿以孝弟忠义等为评价人物的标准,实际上发挥了褒扬正义,贬斥邪恶的作用。因此,这种对是非的评议决不是信口雌黄,而是严肃而认真的。《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》就表现了这样的态度。当时(永泰元年)尚书省已为病故的吏部尚书韦陟议定谥号,太常博士拟议为“忠孝”,颜真卿则提出一个人同时谥为“忠”与“孝”是不当的,正如昼与夜本不同时出现,春与秋岂宜同日的道理,因此对韦不必忠、孝同谥。


   用孝弟忠义等原则去评价他人,同时也就是对自己的鞭策,因此上述事例也表现了颜真卿以礼修身的思想。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颜真卿的清廉品德。清廉作为以礼修身的一项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。《论语?里仁》载:“子曰: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;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以非法手段攫取财富就是贪污,宁守贫贱而不贪污就是清廉。《论语?述而》载:“子曰: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,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另外,孔子称赞颜回:“贤哉,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,贤哉,回也!”这些都表现了孔子的清廉思想。颜真卿在从政过程中坚守廉洁奉公的原则,把清廉作为修身的原则之一。例如,《与李太保帖九首》其中一帖云:“……刑部尚书颜真卿……拙于生事,举家食粥,来已数月,今又罄竭,只益忧煎。辄待深情,故令投靠,惠及少米,实济艰难,仍恕干烦也。”此帖俗称《乞米帖》。又一帖云:“……病妻服药,要少鹿肉脯,有新好者望惠少许……。”此帖又称《鹿脯帖》,这是颜真卿日常生活的写照,一个正三品的官员,竟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。答案只能是因官俸有限,正常开支多,而在官俸之外又毫无所取,所以只能“举家食粥”亦难以为继了。由此可见,颜真卿清廉作风的一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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